叶挺叹了口气,懊丧地说道:“说什么原谅不原谅,现在看来事情确实是办错了,光想着怕再发生叛逃事件,得赶紧采取措施,控制部队,挽回损失,就没有想过会造成这么严重的后果。现在说什么都晚了,向中央做检讨也挽不回损失了。唉,这事办的!”
刘一民一听,就知道还需要再往深里挖一挖,就说:“叶军长,我很尊敬你,但是实事求是地说,这件事情没有你说的这么简单。如果不从思想深处解决问题,将来新四军还会吃大亏。说不定要比杀一个高敬亭的损失大的多得多。大家想么,新四军四个主力支队,三个是中央红军改编的,都属于三战区序列。只有四支队是鄂豫皖红军改编的,是张国焘的部下,属于五战区序列。张国焘现在又臭不可闻,拿下高敬亭,岂不是就可以彻底改造四支队了么?还有一条,高敬亭曾经和王明在长江局军事会议上吵架,在有些人看来,这种正常的关于战略问题的争论就是以下犯上,这样的干部不惩戒他惩戒谁?你们别说我说的尖刻,也别说都没有这种想法()。我得告诉大家,张国焘是张国焘,王明是王明,我们的干部战士是干部战士,不能完全混为一谈。派性斗争和肃反扩大化同样可怕。同志哥啊,可能我说的是严重了,你们接受不了。但是请你们仔细地想一想,多想一想,这个事情的发生是偶然的么?吃一堑长一智,我们得长点记性了。”
张云逸和邓子恢出发前看中央和刘一民的电报时,心里都已经后悔的不得了了,现在被刘一民这么严肃深刻的一剖析,两个人都后悔的不行,闷着头不停地吸烟,一声不吭。
话既然说到这里了,刘一民就想着把事情干脆说透,免得再发生皖南事变,让几千名英雄为决策失误丧命。
刘一民就又说道:“还有个问题,那就是新四军军部的团结问题。本来,我参加革命时间短,没有权利也没有资格对叶军长和项说三道四,但是我们是同志,是生死与共的战友,如果我们一起遇到危险,中央很可能会命令我断后掩护你们两个突围,我们自己也可能会义无反顾地为对方挡子弹,替对方去死。既然是这样,我也就无所顾忌了,斗胆说几句。叶军长,你和项都是我党我军的重要领导,在党内军内的地位、声望都非常高,提起叶、项二人的大名,多少干部战士都会自觉地立正敬礼。你们两个一个是游击战大专家,一个是正规战大专家,本来应该珠联璧合、相得益彰的。但是现在情况很不妙,主席几封电报新四军执行的都不是很得力,劳动周副主席、董必武同志亲自到新四军去,做你们的工作。这种事情在我军可是奇观。大家看看,教导师不说了,我和罗政委犹如一人。115师的林、聂,120师的贺、关,129师的刘、邓,独立师的徐、杨,哪一个不是配合的很好?叫我说,什么事情都是一个巴掌拍不响。叶军长,你和项两个应该坐下来好好谈谈,交交心,都是为了革命可以牺牲一切的勇士,奋斗目标一致,有什么事情不能商量着解决呢?项今天不在,我不能背后说人,叶军长,当着你的面,我给你提点建议。不要经常宴请那些军官,不要经常穿西装牵狼狗,不要走到哪里都前呼后拥,这样很容易暴露目标的。项可能有许多缺点,但是最起码他和战士们穿一样军装吃一样饭,能给战士们补军装,战士们都把他当成贴心人。这一点就值得叶军长学习。我琢磨了一下,叶军长主要是广州起义后离开了我军,缺了我军红军时期奋斗这一课,身上还保留有将领的一些作风,容易让同志们误会和反感,不自觉地就疏远你()。象叶军长一生气就离队出走这种事,那也只是你叶挺,要是换在我刘一民身上,只要敢有一次,恐怕早就被免去一切职务、调回西安审查去了。别看今天晚上我请大家吃饭搞的很隆重,其实那些湖鲜都是战士们打的,没花一分钱。我和罗政委平时都是和警卫团的战士一起吃饭,大年三十和大年初一还要去给战士们站岗、一起包饺子。我不是吹自己,我的许多时间都用在了给战士们批改学习本上面,教导师有几个团的战士我都能叫出名字。这就是官兵一体,一起为打败小鬼子、建设新中国而奋斗。我说的多了,过了,主要是想给叶军长提供点参考意见,请叶军长多多包涵。”
这刘一民也真是胆大,竟然敢对着叶挺这样久负盛名的将领说出这么一段话,听得张云逸和邓子恢心里都是一阵心惊,生怕叶挺接受不了拍案而起,和刘一民理论。
叶挺确实接受不了,脸上青筋直蹦,看样子马上就要暴怒了。
刘一民不理他,点起一支烟,走到地图跟前去研究地图去了。
一支烟吸完,身后才传来了叶挺的声音:“刘师长,刘老弟,叶挺今日受教了。请受我一拜!”
慌得刘一民赶紧转过身来,双手搀着叶挺,不让他下拜。
两个人相顾半天,你看看我,我看看你,最后同时哈哈大笑。
笑完,两个人拉着手走到桌子前坐下,刘一民笑道:“叶军长,想通了?不怪我孟浪了?”
叶挺也在笑,不过是苦笑:“唉,小老弟啊,听君一席话,茅塞顿开。要是早些年遇到你,恐怕我也不会到欧洲了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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